付建刚 | 从南阳府衙看封建宗法————兼析清代官吏任用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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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阳府衙看封建宗法
——兼析清代官吏任用道德观
文|付建刚（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引言
南阳知府衙门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封建时代府级官署衙门。南阳府衙建筑平面布置上遵循着均衡相称，左右均分的对峙这一中国建筑特征。“可这种分配倒并不是由于结构，主要原因是起于原始的宗教思想和形式，社会组织制度，人民俗习，后来又因喜欢守旧仿古，多承袭传统的惯例。”早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宗教遗存的石建筑组中，布局上已按南北轴线分布，注意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南北方圆对应。牟钟鉴学者认为：“中国有一个在史书中医‘礼志’或‘郊祀志’的面目出现的、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而灭亡的‘在朝’的宗教。它具有严密的制度和大体不变的承传，并与国家的政治礼制合为一体，是一种‘国家宗教’。又称之为‘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一个社会要想稳定而有序的发展，除必有大法、法律、军队等国家机器外，还必须有一种核心价值观念能够凝聚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集团社会成员的思想。能够充当这种价值观念的，就是具有神圣性、超越性的宗教观念。
二、南阳府衙宗教意建筑可以产生维系宗族的凝聚力
在中国古代，建筑皇家宫殿的同时，必须建筑宗庙。礼制规定：“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礼记·祭仪》）“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地方衙门建筑是皇宫的缩影，体现了皇权无处不在，皇宫是一个放大了千百倍的地方衙门。地方各级官署衙门也是代表统治者，在地方传授推行颁布的法律、制度合法性的代言者和实施者。“明、清时期的祠祀建筑，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不但在都城内修建许多大型坛庙，各地方也建造了大批祠庙和表彰封建道德与功绩的牌坊、碑亭等。”南阳府衙既有显示府级官署身份，高峻威严的大堂等建筑。还带有宗法性传统宗教的祠庙建筑。南阳府衙设立后，先后建有：衙神庙、召父杜母坊、古大仙祠、土地伺及马王庙、龙神庙、狱神庙、财神庙等宗法（教）性建筑。衙神庙，又称萧曹庙，是知府祭神的地方。在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中又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对天神的崇拜不止是要获得天神的好感，还要“以德培天”、“敬德保民”，承担一系列社会责任，才能得到天神的恒久信任，保持政权的稳定，否则天命就会转移到有德者身上。
召父坊、杜母坊，是奉祀曾任西汉南阳郡守召信臣，召信臣和杜诗在任期间南阳郡“民得其利，蓄积有余”。户口倍增，盗贼狱讼减少，政化大行。圣贤崇拜从祭祀英雄祖先的传统中发展而来。“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论语·学而》）慎终，就是隆重地为父辈或祖辈办理丧事；追远，就是举行祭祀活动，追念有功德的先祖。也就是要有孝悌观念，“孝”是丧葬礼俗的理论核心和指导思想，其目的在于要形成社会的礼治，构建一个仁爱社会。《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提倡“赙祭备物”来敬祖，通过孝悌观念来达到“甲天下”的统治目的。汉代的《孝经》是集中宣扬孝道对于巩固专制王朝作用的，其书在开明宗义便借孔子之口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道是先王留下的、治理国家的“至德要道。”《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这是由郡守从所辖境内挑选孝悌清廉者推荐给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任用授官，被推荐者便称做“孝廉”。于是守孝和祭祖便成为中国宗教礼俗中的头等大事。通过祭祀祖先的宗教活动，即可以产生维系宗族的凝聚力，又可以使人们认可自己在宗族体系中的地位，安于本分，达到凝聚人心的目的，从而使社会的政治秩序顺利运转。龙神庙是祭祀掌管雨水的水神；土地伺是供奉主掌土地五谷的土地神。祈求风调雨顺，土地肥沃五谷丰登。我国是以农立国，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命脉。对于土地和谷物的崇拜形成社稷崇拜，社是土地，稷是谷物，它们代表着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社稷也可成为政权的代名词，其地位仅次于祭天祭祖。古大仙伺是祭拜传说守护官印的狐狸大仙。
三、南阳府衙宗教意建筑孕意着神权和君权的结合
南阳府衙的宗教意建筑，还孕意着神权和君权的结合。即知府在取得本地方管理权力后，也要仿效君主，不仅要按规制和等级，有显示身份和地位的官署建筑，还必须有用来祭天祭祖的祀庙建筑。美国政治学家莱斯利·里普森在其名著《政治学的重大问题》一书中指出：“‘权威不是来源于那些受权力管辖的人’，即使一个政府是建立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上，它仍然必须在两种不同的关于权威来源的理论之间二者择一，一种是权威被想象为既不是来源于统治者也不是来源于被统治者，而是来源于二者之上的更高的权力，它作为一种礼物而降临到统治者的头上，如同从天而降的；另一种是权威被想象成一种由于统治者特定的品质而被赋予的独特禀赋，它内在地植根于统治者自身。”那种高于统治者也高于被统治者的权力，就只能是神权，并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便于双方接受。孔子在谈到执政的首要问题时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即管理权的合理性，管理权的合理性是一个权力和义务的平衡，“正名”就是维护双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利益和权力的平衡。这样才能表示正式继承了本地正宗的神教、政教和礼统，成为合法合理的管理者。
四、南阳府衙宗教意建筑有制约作用的两重性
南阳府衙宗法（教）意的建筑还有制约作用的两重性。一是制约民众。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帝制社会，存在着很多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这些不公平现象往往成为引发社会动乱的隐患。这也成为帝制时代的政治家们最为关心的政治管理问题。孔子提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说的“仁政必自经界始”董仲舒的“仰兼并”等学说，一方面从思想上和制度上抑制统治者过度地剥削民众，一方面又从文化上想出许多理论来安慰被统治者，让他们安于现行统治。基庭（R.Keatinge）说：“宗教可视为一种起动剂或催化剂，它提供了控制群众的一种途径，从而奠定了控制重要生产资源的基石。”宗教提倡宿命论，要求社会民众安分守己自己的职业和身份，人生的境遇是前世已经注定，自身无法改变今生的“业回轮报”，只能“积德行善”修来世之福田。如不安于现世的命运，反抗现行的制度，就只能是作孽，来世更是永无翻身之日。所谓“屈民而神官”。
二是制约权力的滥用。我国古代是一个封建专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各级官吏在地方的权力也是至上的，如何使掌握权力的一方不超越权力与利益平衡的限度，不能使他们为所欲为。那些贵族思想家和政治家从整个制度的稳定和上层集团的长远利益着想，不能放任统治着随个人嗜好而胡作非为，必须使他们的行为有所约束，于是就构造出主宰人间的天神，它位于统治者之上，是他们的监护者。“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这些天的意志对人间政治的干预，又强调了对天意认识的重要性。“知天意”者才能成为好的统治者。《尚书·商书·汤诰》中说：“惟皇上帝降哀于下民。”“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阙罪。”“上天孚佑于民，罪人黜服，天命弗僭，贲若草木。”等这些记载是说明“天命”是有德的，它惩恶扬善，罚罪保民。统治阶层的管理者若要与天地共享人们的崇敬，就必须以自己的德行明昭天下，方可得到人们衷心的爱戴。
清代政府规定知府一级的官吏来源主要有三种：随时推荐；京察一等外放知府；论俸截取或推举知府。清顺治帝曾说：“知府乃吏治之本，若尽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清初入关，顺治就下令在京各衙门及在外督抚，各举荐一德才兼备者为知府。傅寿彤就是通过这个路子上去的。傅寿彤是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他以才大、深学博奥、能洞悉天下形势为时人称赞。咸丰时太平军起义，国家动乱，傅寿彤与同僚评议国家政治军事很合实际，因此得到户部右侍郎王茂荫的赏识，被推荐到河南，以记名知府的身份治兵。咸丰、同治年间两次出任南阳知府，是政声颇好的名宦。知府乃州县的表率，统治者认为“如知府其人，则能察吏以安民，于地方实有裨益”。“京察一等，才能外放知府”，这是个很高的要求。京察一等的京官，要达到守廉、才长、政勤、年富力强、称职等标准。曾五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蘅就以京察一等外放的身份升任。知府赴任前，还有个程序，叫“谢恩请训”，即向皇帝谢恩。皇帝在召见时会作些“重要指示”，顾嘉蘅曾被道光皇帝召见，道光说 “不可与世沉浮”，还要“宽猛相济”。顾嘉蘅把此“最高指示”当成座右铭，把这次接见多次书于诗文之中。顾嘉蘅和傅寿彤，都是翰林院出身。顾是编修，傅是庶吉士。清朝的翰林院为储才机构，能进去的都是才情高扬的进士，用不着候补，可以“带缺出京”当州县正官，其中直接外放知府的也不少，被称为“老虎班”。这是朝廷嫡系，类似后世军界的“黄埔军校”。在儒家的德治思想里，德有其两方面而言的，对平民来说，德是上对下的仁爱；对官吏来说，德是下是对上的忠顺。因为圣明的君王必近有德着，更重视以德授爵。衡量官吏其德行的唯一标准就在于他是否对上级忠顺。所谓“屈官而神天”，因天意永远代表着正确的原则和根本利益；官吏不德，天命就会转移，至少天意要加以警告或惩罚。“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尚书·蔡仲之命》）官吏要想长久保住官位，就必须时刻谨慎从事，修德益民，除弊兴利，改良社会政治。因此，德表现出来的现实理性精神在于：德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政治的稳定，社会关系的和顺。这些都是以天道为借口，来达到实行政治统治目的。这也正符合中国传统儒家“神道设教”宗教观的本意。
参 考 文 献
[1]林徽因著．林徽因讲建筑[M]．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刘敦桢著．中国古代建筑史[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287
[3]刘晓等著．政治学的重大问题[M]．华夏出版社，2001：175～176
[4]童恩正．中国古代的巫[M]．中国社会科学．1995（5）
[5]王歌莺．现存清代南阳府衙[J]．中原文物．1996（7）
[6]姚柯楠，贾付军．论南阳府衙建筑的文化意蕴[J]．南都学坛．1999（1）
[7]李伟．中国惟一保存比较完整的知府衙门——南阳府衙[J]．档案管理．2003（12）
[8]姚柯楠，刘绍明．南阳府衙宾兴馆建筑与功能考[J]．古建园林技术．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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